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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总

简简单单思维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《包身工》 据说这篇课文已经从课本上删除了  

2013-10-12 11:50:2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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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衍
 
  旧历四月中旬,清晨四点一刻,天还没亮,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。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:“拆铺啦!起来!”接着,又下命令似地高叫:“‘芦柴棒’,去烧火!妈的,还躺着,猪猡!”
 
  七尺阔、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,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“猪猡”的人。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,充满了汗臭、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,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。打呵欠,叹气,叫喊,找衣服,穿错了别人的鞋子,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,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。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,在这些被叫做“猪猡”的人们中间,似乎已经很迟钝了。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,拎着裤子争夺马桶,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。
 
 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,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,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:“揍你的!再不起来?懒虫!等太阳上山吗?”
 
  蓬头,赤脚,一边扣着钮扣,几个还没睡醒的“懒虫”从楼上冲下来了。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,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。“芦柴棒”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,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。她十五六岁,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。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,于是大家就拿“芦柴棒”当了她的名字。
 
  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。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,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。像鸽笼一般,每边八排,每排五户,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,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,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。所以,除了“带工”老板、老板娘、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、“请愿警”等之外,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,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“猪猡”。
 
  但是,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“包身工”。她们的身体,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“带工”的老板。每年??特别是水灾、旱灾的时候,这些在日本厂里有门路的带工,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,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、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,去游说那些无力“饲养”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:“还用说?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,吃的是鱼肉荤腥。一个月休息两天,我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。嘿,几十层楼的高房子,两层楼的汽车,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……老乡!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!??做满三年,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!我们是同乡,有交情。??交给我带去,有什么三差两错,我还能回家乡吗?”
 
  这样说着,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,就是她们的父母,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。于是,在预备好了的“包身契”上画上一个十字,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,期限三年,三年之内,由带工的供给食宿,介绍工作,赚钱归带工的收用,生死疾病一听天命,先付包洋十元,人银两交,“恐后无凭,立此包身契据是实。”
 
 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包身工,属于五十个以上的带工所管。她们是替带工赚钱的“机器”。所以,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,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排场和财产。少一点的三十五十,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。排场大的带工,不仅可以放债,买田,造屋,还能兼营茶楼、浴室、理发铺一类的买卖。
 
  四点半之后,当晨光初显的时候,水门汀路上和巷子里,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。她们有的在水龙头旁边舀水,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里的棉絮,有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,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。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名册,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??好像火车站剪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。楼下的那些席子、破被之类收拾了之后,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。十几只碗,一把竹筷,胡乱地放在桌上,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。她们的伙食是两粥一饭,早晚吃粥,午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。所谓粥,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、锅巴等煮成的。粥菜?这是不可能有的。有几个“慈祥”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,用盐一浸,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。
 
  只有两条板凳??其实,即使有更多的板凳,这屋子也不能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。她们一窝蜂地挤拢来,每人盛了一碗,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吃。添粥的机会,除了特殊的日子,比如老板、老板娘的生日,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,通常是很难有的。轮着擦地板或倒马桶的,常常连一碗也盛不到。洋铅桶空了,轮不到盛第一碗的还捧着一只空碗。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巴、残粥,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,用她那刚梳过头的油手搅拌一下,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“机器”们前面。
 
  “死懒!躺着死不起来,活该!”
 
 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之后,尤其是四年前的“一·二八”战争之后,日本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“机器”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。他们大量用这种没有“结合力”的“包身工”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。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。
 
  第一,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,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“做”或者“不做”的自由。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,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,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,用拳头、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。就拿上面讲到过的“芦柴棒”来做个例吧(其实,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),有一次,在一个很冷的清晨,“芦柴棒”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(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)上了。她们躺的地方,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。那一天,“芦柴棒”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,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,缩做一团,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。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,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。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。干这种职务的人,大半是带工的亲戚,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,所以在这种地方,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。“芦柴棒”的喉咙早已哑了,用手做着手势,表示没有力气,请求他的怜悯。
 
  “假病!老子给你医!”
 
  打杂的一手抓住“芦柴棒”的头发,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。“芦柴棒”手脚着地,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,踢在她的腿上,照例又是第二、第三脚。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。据说那是因为“芦柴棒”那突出的腿骨,碰痛了他的脚趾。打杂的恼了,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,迎头泼在“芦柴棒”头上。这是冬天,外面在刮寒风,“芦柴棒”遭了这意外的一泼,反射地跳起来。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:“瞧!还不是假病!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?一盆冷水就医好了!”
 
  第二,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,而且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,这在“管理”上是极有利的条件。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,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,门外钉一块“工房重地,闲人莫入”的木牌,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绝之外,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老板。这样,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她们送进工厂,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,她们就永远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。所以包身工是一种“罐装了的劳动力”,可以“安全地”保藏,自由地使用,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。
 
  第三,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。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,厂方把她们叫做“试验工”和“养成工”。试验,意思是试验有没有工作的能力;养成,意思是将一个“生手”养成“熟手”。最初,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,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、开花衣、扛原棉、送花衣之类。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、条子间、粗纱间去工作。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,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。
 
  五点钟,上工的汽笛声响了。红砖“罐头”的盖子??那扇铁门一推开,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。包身工们走进厂去,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。
 
 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,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,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。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,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。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,就是音响、尘埃和湿气。
 
 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!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,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,更加容易疲劳。但是野兽一般的“拿摩温(工头)和“荡管”(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)监视着你。只要断了线不接,锭壳轧坏,皮辊摆错方向,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,就会遭到毒骂和毒打。包身工是“拿摩温”和“荡管”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。在纱厂,活儿做得不好,罚规大抵是殴打、罚工钱和“停生意”三种。那么,从包身工所有者??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,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。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,停生意非特不能赚钱,还要贴补二粥一饭,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。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,带工头总要送礼给“拿摩温”们。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说:“总得请你帮忙,照应照应。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,尽管打,打死不要紧,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。”
 
  打死不要紧,在这种情形之下,包身工当然是“人得而欺之”了。有一次,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,就遭了“拿摩温”的殴打,恰恰运气坏,一个“东洋婆”(日本女人)走过来了,“拿摩温”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,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,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。东洋婆望了一会,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“文明”的殴打,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“合理”的惩戒方法,走近身来,揪住小福子的耳朵,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,叫她向着墙壁立着;“拿摩温”跟着过来,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,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,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。东洋婆会心地笑了:“这个小姑娘坏得很,懒惰!”
 
  “拿摩温”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:“这样她就打不成磕睡了!”
 
  这种“文明的惩罚”,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。两小时不做工作,赶不出一天该做的活儿,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,也就是分内的事了。殴打之外还有饿饭、吊起、关黑房间等等方法。
 
  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,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。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,一九○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,锭子还不到两万,可是三十年之后,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,五个布厂,二十五万个锭子,三千张布机,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。美国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,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,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。那么,我也这样联想,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!
 
  “一·二八”战争之后,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,这特征就是“劳动强化”。统计的数字,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,和工人人数的减少。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,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。举一个例,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,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。一般的比例,大致相仿。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,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,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。
 
  两粥一饭,十二小时工作,劳动强化,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,猪一般的生活,泥土一般地被践踏???血肉造成的“机器”,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;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,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。工作,工作,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,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,身体像弓一般的弯,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,咳着,喘着,淌着冷汗,还是被压迫着做工。比如讲“芦柴棒”吧,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,放工的时候,厂门口的“抄身婆”(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)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:“让她揩点油吧?骷髅一样,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!”
 
 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!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,对老板说:“比如做好事吧,放了她!”
 
  “放她?行!还我二十块钱,两年间的伙食、房钱。”他随便地说,回转头来对她一瞪,“不还钱,可别做梦!宁愿赔棺材,要她做到死!”
 
  “芦柴棒”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,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,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!
 
  像“芦柴棒”一般的包身工,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,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,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。
 
 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,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。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,整排地停在船上,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,下水捕鱼,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,吐了再捕,捕了再吐。墨鸭整天地捕鱼,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。但是,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,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,而现在,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,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!
 
 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,没有光,没有热,没有温情,没有希望……没有人道。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、机械、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!
 
  黑夜,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!但是,黎明的到来,毕竟是无法抗拒的。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,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,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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